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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《波斯語課》,一個接一個名字響起,聽眾淚水滂沱
      2021年03月23日 10:37  來源:文匯報  宋體

        《波斯語課》,一個接一個名字響起,聽眾淚水滂沱

        ■本報記者 柳青

        電影《波斯語課》的最后,渡盡劫波的男主角雷扎在盟軍的救助營地里,被問及“你還記得多少被殺的猶太人的名字”,他開始背誦他記得的2840個名字。盟軍軍官和士兵們的臉上起初是不可置信,接著他們紛紛停下手里的工作,混亂嘈雜的帳篷里逐漸沉寂,只有一個接一個的猶太名字響起,幸存者機械地回憶他記得的名字,而聽眾淚水滂沱。在這個片段里,演員們失控的情緒和淚水很可能不是“表演”的結果,因為“記憶名字”這個行為構成了強悍的共情瞬間,這種情感的強度凌駕于虛構和紀實,創作者和觀看者都對此束手無策。

        用名字捏造的語言,留住了“人”的記憶

        《波斯語課》這部起初默默無聞的影片成為話題之作,或許也是因為“名字—語言—記憶”的鏈條,為大屠殺題材制造了新的隱喻視角和情感支點。電影的開場是撤退的德國軍官們把登記猶太人的花名冊投入火爐,那些被他們像牲口般屠宰的活人,連名字都被付之一炬,生命遭遇的降維踐踏,不過如此。因此,當男主角逐個回憶起那些被燒掉的名字時,這是一個如同彌賽亞降臨的時刻,是復活的時刻,名字喚回了與個體、與身份、與活生生的人有關的記憶。瘦弱無助的男主角之所以會記得這許多的名字,是他被抓進集中營時為了保命,謊稱自己是波斯人,為此被一個管事的小軍官捉去做“波斯語老師”,從此得到后者的庇護。壓根不會波斯語的他為了延續謊言和性命,把猶太同胞的名字變形成單詞,捏造了一種不存在的語言。這種不存在的語言保全了他的生命,也在死亡營的地獄時空里存住了一星半點“人”的氣息。

        死難者的名字成為語言,語言打撈與人有關的記憶。這是過往的大屠殺題材中未出現過的視角。這不是一個完全虛構的故事,“用名字捏造語言”是真實存在過的幸存者原型,這段故事被挖掘、被講述,既有情節離奇的吸引力,更渾厚的力量來自“名字”與“語言”承載的生命意義,在符號和隱喻的層面,它們是抵抗死亡營恐怖往事的堤壩——那些猶太人,活著的時候不被當作人看待,像牲口般死去;但凡他們的名字被記住,他們至少被保住了作為“人”的歷史。

        以色列作家阿佩爾菲爾德寫過許多圍繞大屠殺和種族迫害的小說,但他認為自己真正的風格是“創造了遺忘和記憶之間的意識的聲音”,在和菲利普羅斯的對話中,他提出,猶太人的經歷與其說是“歷史”,不如解釋成某種昏暗的潛意識,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被時間揉捏成各種形狀,照事件的原狀描寫的結果是創作者被奴役,產出質量粗劣且離奇的故事,忠于史實的編年史敘述通常是個靠不住的腳手架。阿佩爾菲爾德的這番觀點,點明與集中營有關的創作,陳列人性的奇觀和樣本是有限的、甚至微不足道的部分,在駭人聽聞的冒險之外,究竟什么樣的虛構能進入那段噩夢般的時空?

        《波斯語課》在驚喜之外的遺憾就在于此。它也許誠實地歸咎于離奇的現實,創作者用驚駭的情節填充了兩個小時的戲劇時間——男主角的謊言被拆穿了嗎?真的波斯人來了怎么辦?他能用一罐肉罐頭換來集中營里的患難之交嗎?他愿意以多大的代價救別人?被他救過的人會付出性命救他嗎?在這個過程中,與其說是男主角在走鋼絲,不如說是劇作者在小心翼翼地編織戲劇閉環。德國軍官第一次和男主角用冒牌波斯語聊天時,他說的第一句話是“我已經忘了母親的樣子”。他不知情地說出一個接一個猶太名字,說著“忘記”的過去——這簡直是個精心構建的瞬間,精確到沒有留白。這種精巧的結構感覆蓋了所有,命運總以巧合作注腳,當觀眾代入主角的身份,更多覺得這是依賴于人性善惡偶然性的歷險,卻很難進入一種有信服力的集中營的時空。

        什么樣的集中營,什么樣的敘事?

        確切說,這電影占據了新的視角,卻進入通俗、常規的集中營敘事。它重復了《辛德勒的名單》或《美麗人生》的路徑,集中營成為人性試煉的實驗場,軍官和囚犯都是善惡并存的普通人,人物的行為和選擇取決于是善占了上風,還是惡做了主宰。在某些時刻,它甚至是抒情的,比如那位德國軍官深情地回憶“因為不愿意加入納粹黨而流亡德黑蘭的哥哥”,那個“也許遠在德黑蘭的哥哥”勉為其難地為軍官學習外語的熱情提供了一點感情的支撐,但他把學習熱情轉移成不惜一切保全男主角性命的強迫癥,其實在情理層面是荒唐的,以至于劇中人都要揶揄:莫非他是你的愛人?

        德國軍官庇護猶太人的案例還真不少,但他們的態度確切說是動物般的占有,所以,自始至終的保全是罕見的,多數時候是自然達爾文主義的“你搶了我的東西,我也能毀了你的”。這就牽扯出另一種更痛苦也更負責的大屠殺敘事,正如阿甘本在《無目的的手段》中總結的:集中營里的一切超越犯罪和司法,那是例外的空間,在那里,人的身份被剝奪了,這種剝奪是雙向的,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被還原成赤裸生命,要么是野獸,要么是牲口,要么既是野獸也是牲口。那是遠比人性的一念之善或一念之惡更為幽深龐大的世界,那也是阿佩爾菲爾德、普利莫萊維、科辛斯基這些作家們用寫作的藝術嘗試進入的世界。

        也許是《辛德勒的名單》和《美麗人生》都過去太多年了,它們曾遭遇的質疑已經很大程度被淡忘了,面對《波斯語課》,如果一面倒的“感動”滿足于“在非常環境下,人性善惡的走鋼絲”,那么這制造的仍是虛張聲勢的安慰,無辜的人們沒有得到補償,消失的名字終究是消失了。

      編輯:李奧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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